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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地下室手記》看成一本寫實小說的話，無可否認的是在此小說中的「我」是十九世紀的社會中的一個「問題人物」。當然，這並不是指「我」如同盧卡奇所謂「典型人物」。盧卡奇的「典型人物」是用來反映社會整體或社會上普遍的互相衝突的力量。簡言之，「典型人物」是在「典型環境」下，表現其自身命運中的必然性。但是，反觀「我」並不與「典型人物」一樣。我們應該這樣說，他的「問題」不在於社會上各個階層的互相鬥爭所造成，而是作為一個毫不起眼的小人物，長期受到別人的忽視與踐踏，變成一個性格極為扭曲而自卑的人，以至他對社會有種自覺的嚴重疏離的傾向。說他對社會的疏離是自覺的，是因為他把對社會的不滿，表現於他對理性的攻擊，表現於極端渺視一般人所認為的價值，表現於他把一切的問題歸咎於人性上的非理性，甚至表現於他說在手記中不斷的扯謊的言論。種種自我矛盾的說法，很容易使得讀者認為他在精神上出現分裂的病徵。自我的統一，對於讀者來說，成為「我」最大的問題。這問題，我們能夠不歸咎於十九世紀以致今天的社會上的不公平嗎？
但是這一種看法，只能把《地下室手記》裏其中的一個面向表現出來。為什麼「我」要反對理性主義？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我是一個有病的人……我拒絕醫生是出於惡意。」[1]
一般來說，有病求醫是一個理性的決定，但「我」郤拒絕醫生的診治，這不是出於無知，而是出於他所謂「惡意」。要說惡意，我們必先由一個意識銳利的人說起。一個意識銳利的人是最想感受一切「善與美」的事物。但是與此同時，意識的銳利，卻使我們了解世界是「善意的缺乏」。「……你可以證明看看，把你的眼光放到人類的歷史上瀏覽一下。」[2]當意識有「善」的要求時，亦發覺世界對這種要求的沉默；而人類的歷史卻告訴我們人的墮落。世界是由「自然律」所決定的，它並沒有自由意志可言。對於一個沒有自由意志的存在而言，道德批評是沒有意義的。惡意，就是對這個事實的反抗。所以惡意是沒有對象的。而且，這是事實，我們就只有接受。所以，他最後把這種痛苦變成了樂趣，甚至說人的墮落是人的本性。要說明這種轉變，我們可借社會心理學裏認知上不一致理論（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中一個實驗來說明：當一個使被實驗者感到煩悶的實驗完成後，其中一些人有一百元的工資，而另外一些則否。過了一段時間後，再訪問他們對實驗的感受，有工資的那班人認為很沉悶，而沒有的那班人反而覺得有趣。對這現象的解釋，心理學認為因為人對痛苦的承受可以以物質或心靈作補償。心靈的補償，即是扭曲自己的認知去減輕自己的痛苦。「我」之所以反對理性主義，某程度上可以說是面對世界的沉默，把人性扭曲所引致。
對於這一種的反理性主義，我們根本就不會贊同，亦不可能贊同。正如他對自己的反駁一樣：「我們的選擇之陷於錯誤，通常是由於對利益的錯誤看法。」[3]「假如他得到啟發，假如他的眼睛開向真正的利益，他就會立刻停止做骯髒事，而變得高貴善良！」[4]而且，既然「善與美」是存在著，為何又不可以看成人的本性？把反理性看得如此重要，根本就只是對世界有一種錯誤的偏見。
可是這樣的批評合理嗎？對於「我」而言，「理性」就是律則，就是他所謂的「自然律」，就是他所謂的「石頭牆」！雖然，這好像與康德所言的「理性」不太一樣。康德認為當「理性」用於建構知識時稱為思辨理性，但表現於行動時，人可以自覺地依照某原則來行事，這與一般動物不自覺地被動地依照自然律活動區分開來，這種自覺可以說是意志，而符合普遍律則的要求時，則可以說是善良的意志，這種理性則稱為實踐理性。而康德說理性與自由則有兩個意思。第一，康德把自由意志與自然律區分開來，把自由說成自律。如果意志不能自律，則人的一切行為都受自然律的決定，結果人仍是沒有選擇的自由。第二，當我們在決定我們依據慾望或理性行事時，我們亦是自由的。可是，如果我們依照理性行事才是自由的話，我們根本就沒有選擇慾望或理性行事的自由，因為選擇慾望行事是不自由的。簡言之，這兩個概念是互相衝突的。縱使我們只採用康德所說的第一個意思說自由，亦難免陷入一個自我的消除（elimination of self）的困局。這種困局的意思是，如果人就是這樣一些律則，我們了解人時就可能完完全全不須要有「我」這個的概念。譬如說，斯金納（B.F. Skinner）的行為主義認為人是一組刺激與反應（Stimulus &
Response）的因果事件，當我們了解一個人時，甚至用作了解自己時，就是透過因果律把刺激與反應這些事件連結起來，那麼它的工作就僅止於此，但這時我們真正想了解的「自我」到了哪裏去？而康德所說的「實踐理性」，其實亦與自然律無疑，其實亦沒有所謂自覺的可能。因為，如果人一旦是由理性行事，即可以說是以律則行事，以律則行事，根本就沒有自由意志可言，甚至可以沒有自我可言。人立刻變成了鋼琴鍵。那麼人還算是什麼？人還有什麼可做？「我的老天，如果我們變成表格化及數學化，如果一切都變成二二得四，自由意志又算什麼東西呢？二乘二不用我的意志還是四。而你還好像說自由意志使得它如此！」[5]
所以，“the most
advantageous advantage”所指的就是要把人的自由意志，人的獨特性，甚至可以說是自我的存在突顯出來。而我們一般所認為的利益，由理性所決定的利益，例如經濟利益，因為不能突顯我們的自由意志，所以不是最有益的利益。因此，獨立的選擇成為最有益的利益。這種選擇是不論需要付出何等代價，亦不論這種獨立會把我們導向何種方向。簡單的說，這種選擇就是出於惡意，出於自由意志，出於非理性。所以，他說：「…這一項很奇怪的利益不落在任何分類之中，不能置於任何表格之中。」[6]「有些時候，人的利益，不僅可能，甚至有必須包含在他有害的事物之渴望中，而不在對他有益的事物。」[7]而這種自由的價值在於，把自我與自然世界區分開來，把自我從人群之中區分開來。自我的存在由自由意志來肯定，自我的統一則由惡意去駕御。所以，要作一個獨立的選擇，不僅是要由自然律中超昇，也要從人群中超昇。從人群中超昇的意思就是要遠離人群。所以「地下」的含意就是自覺的疏離。但是，我們的存在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脫離別人的肯定嗎？當然不能。我們永無法只透過意識去界定自己，正如他所說，我們甚至不能只從怠惰來肯定自己是個懶蟲。所以，活在地下室的人一方面意識到自己是自由而感到快樂，一方面不能確定自己的存在的價值而感到苦惱。這種矛盾的思想一直在折磨地下室人，並且這種矛盾是永遠無法消除的。要麼地下室人跑到地上面對世界，這時他雖能從別人處去肯定自己，像直筒子與實行家一樣，但是他就喪失了他的自由意志，對於一個意識銳利的人來說，是件痛苦的事。要麼他就留在地下室，只有玩弄自己的惡意自娛。所以，對於地下室人，或者說是一個意識銳利的人而言，他的痛苦是有其必然性。可以說，是「命定」的。
所以，地下室人說在墮落，被辱，絕望中亦有快感是因為一方面地下室人了解到這亦是由於惡意。由於惡意，則這是由於他的選擇，亦即是表現出自己的自由，證明自我的存在（縱使不能確定自己是什麼）。而另一方面，地下室人意識到，人可以超越自然律嗎？二乘二會因為我們的自由意志而得五嗎？這是個事實，只好接受。或者說他的命定的痛苦使得地下室人明白，根本沒有自由意志可言，他只是在自欺欺人而已。所以他說：「……地下室的生活最為有益。在這裏，無論如何，一個人可以……啊，但是，即使現在我還在扯謊！我扯謊，因為我自己知道地下室並不是更好的。」[8]「不過，當然，什麼是選擇，只有鬼才知道。」[9]而一切的痛苦都是源於意識銳利，所以地下室人嫉妒正常人，甚至認為幾乎每一種意識都是疾病。
究竟自由意志存在與否？我們的討論好像又回了起點。如果自由意志是指選擇的自由，則我們根本就無法斷定它是否存在。因為我根據我們的經驗，只能肯定已發生的事，對於未來的事，我們只能預測或提議，根本不能肯定，不能保證。縱使現代人類最利害的武器──科學方法，即歸納法──亦是如此。所以，對於自由意志的存在，只有用体證去肯定或決定論來否定。對於体證，我們在這裏不多說（亦不可能多說）。至於決定論，則容許我發表我的愚見。
用決定論否定的意思是：當我們接受決定論時是不能接受自由意志的概念。因為決定論亦是一種形上的理論，亦即是不能被經驗肯定或否證，但是決定論的威力在於它是我們一般理解的方法。所以，我們現在的工作是：如果我們接受決定論時是不是一定不能接受自由意志的存在？
「有其事必有其因」，這就是決定論最典型的說法。嚴格的表達：任何一個事件的發生，都有一組先行條件；假如這組先行條件存在的話，則此事件必定發生。所以，決定論在這種表達下，有兩個意思。第一，它以一種律則的形式出現；第二，它有其必然性的。對於律則的意思，我們以因果律去了解。這種因果律，當然比休姆所說「永遠連結」這概念為多。多出的就是第二個意思。讓我們作多一點解釋。當然，必然性意思就是指，如果一切令乙出現的必要條件都存在時，甲是乙的原因就是指甲是乙的充分條件。但是，把這種必然性落在人的行為上時，所謂必然性亦可以說是我們不能超越這種因果關係，亦即是這種關係不能被利用。如果我被某人控制時，這表示我不是在利用他；如果我在利用某人時，我就不是被他決定了。在這意義底下，如果一定不能被我們把握，就一定不能被我們利用；一定不能被我們利用，那麼它就有決定性，有必然性。[10]
所以，接受決定論時不一定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因為自由意志本身是非理性的，沒有律則可言。而且，由於它的定義，它一定是不能被把握。如果它是一定不能被把握，則一定不能被利用，以致一定不能被超越──那麼它亦可以說是被決定的。或許可以這樣說，自由意志的被決定，是形而上的，我們不能肯定，亦不能否證。但是，在形下的世界中，自由意志不會被這種被決定而變得沒有意義，甚至排斥了存在的可能性。我們仍然要為我們的行為而負責任，縱使我們接受決定論。所以，在這種說法下，把非理性說成人類突顯自由的方法就變得沒有必要。因為如果理性作為一切理由最後的根據的話，理性有理由就是不可了解的。所以，理性本身亦是非理性的。一個由理性發出的命令，譬如是康德所說的定然律令，亦可以突顯自由意志。反而，把非理性作為突顯自由意志的話，則有可能陷入地下室人痛苦的困境中。最後，要麼把惡意變成樂趣而接近精神病；要麼受不了痛苦的煎熬而一面倒傾向決定論，逃避自由。「……似乎當他認清自已確是一個無賴之後，他就得到了某種慰藉。」[11]
[1]杜斯妥也夫斯基著，孟祥森譯：《地下室手記》，桂冠出版社，台北市，1993年初版，P.19。
[2]同上，P.51。
[3]同上，P.49。
[4]同上，P.41。
[5]同上，P.54。
[6]同上，P43。
[7] 同上，P.42。
[8]同上，P.62。
[9]同上，P.47。
[10]可能有人這樣批評:正如科學定律，雖然現在不能把握，並不代表將來不能被把握，所以不能被把握並是足以構成被決定。這是一個合理的批評，但是，如果我們一定不能把握，而且這種必然性是邏輯上的必然性的話，我們就可以說被決定。
[11]同上，P.25。
1999/5/23
1999/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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