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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香港實行道德教育所遇到的困難是多方面的，例如，不論是政府當局﹑納稅人﹑家長﹑甚或老師與學生自己，對於道德教育的成效，都是採取負面的態度。所以雖然在口頭上，香港的教育是支持道德教育，比如提倡五育中的德育，但事實上是名存實亡。
以上是就資源上的問題而言。但造成資源的問題的原因，其中之一的可能是香港人對於道德教育的成效產生疑問，這大概可以從兩面作出解釋，歷史與思想兩方面。在實行道德教育時，我們知道傳統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要說為道德的問題提供答案，就算是實行道得的思考，教師與學生也必須有一個脈絡所依循，而這個脈絡就是傳統。而且，我們不難發現，對於越年幼的教育，傳統的重要性也越高。正如柏拉圖所認為，人在幼年時的可塑性是最高的，其性格與取向大部份都是受這個階段影響，故此，道德教育亦應由這個階段開始。因為這個階段的道德教育的目的在於陶治兒童的心靈，令他們有好善惡惡的能力，所以傳統的重要性實在比在較後階段的教育為重要。可是，香港的特殊歷史環境，在一百多年前的傳統是儒家的德化教育，接著在殖民地時期，儒家的影響力慢慢隱退，而教育制度為英國或是西方式著重人的自主性，但這個傳統還沒有穩固，香港回歸了，教育的傳統又一次要改變。這種歷史環境，傳統不斷改變，對於道德教育的實行而言，是害多於益的。
而在思想方面而言，由於傳統的不斷改變，所產生的環境是價值的多元性。正如近代西方的思潮所得出的結果，在面對價值並不是知識，又沒有其他方法判別其優劣，價值的多元性的社會環境就成為一種對道德教育的困境︰以什麼傳統作為道德教育的脈絡呢？在香港更重要的問題出現了︰西方著重自主性的教育傳統與儒家的德性教化傳統互有衝突的地方。這裏所謂衝突並不是指在概念的層次上，的而且確，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既自主又有德行的人，即是說這兩個概念沒有矛盾，而且，如果一個教育制度能夠培養出一個這樣的人，我們無疑會歡迎這種制度，即是說這種制度亦是可欲的。但是著重人的自主性的傳統所推演出來的教育原則，教師應盡量避免灌輸任何一套價值觀給與學生，因為這有害於學生的自主性的發展。
另一方面，道德教育出現疑問，由於在多元價值的環境下，教育是沒法回答這個問題︰什麼是美好的人生(good life)？根據教育哲學家John White及他認同的自由主義的傳統，美好人生被理解為「令得每個人重要或是意願的欲求得到滿足，並考慮他作為整全的生命」“the satisfaction of one’s most important (or wanted) desire, taking one’s life as a whole.” [White, 1990, p.30]。此為一種形式的表述，因為每個人都有他們獨特不同的欲求，所以何種人生最為適合他們，只有他們最為清楚。故此，道德的教育一方面要求受教育者要由無知，優柔與寡斷之中解放出來，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尊重他人﹑不干預別人為道德實踐的總原則。在教育者的角度而言，教師不應該為受教育者決定何種人生最為美好。所以，教育者就應盡量避免灌輸任何一套價值觀給與學生。因為，在多元文化的道德研究中，沒有似乎一個普遍可以接受或是有充份的理由給教育者，某一套的價值觀所引申出的人生是對學生最好的，似乎只有給學生自我決定比較佳。
但是，以儒家為首的中國文化傳統的道德，強調人在道德實踐中，找回已經失落於現實生命的道德主體，即是本心，再而擴充存養。這就是所謂逆覺體證的進路，所強調的是體證與實踐的功夫。所以在教育上無可避免的是要求學生實踐，而這種要求在西方傳統則會視為一種對學生的價值灌輸。而在儒家傳統的眼中，西方的重自主性的教育則可能是一種對道德的放任。
正如前述，柏拉圖幼年教育是非常重視的。不但如此，柏氏對於教育的方法也對當前道德教育的困境有啟發的地方。讓我們先對柏氏的教育思想作一概述。
柏拉圖的教育思想以真理﹑人生及群體這三個面向為核心，開展了對應各種問題的教育方法，及勾畫出實踐此教育思想的藍圖。教育以自身為目的﹑以個人的理由及以城邦的理由為目的，簡這之教育是為了知識﹑幸福與正義的獲得的必經之路。而它們三者之關係互相交錯。知識與幸福之間的關係︰幸福的人生必須要有知，因為要有知識，我們才能分辨出何者對己有益。而對真理有知的人生，柏氏認為亦是最幸福的人生，因為人生本來的目的就是面向理型世界。知識與正義的關係亦然，因為德性是知識。至於幸福與正義的關係最明顯，因為正義的人生就是最幸福的人生。然而，教育的本質是什麼呢？對柏氏而言，教育的本質就是哲學。無論是管理城邦，達到人生的幸福，與了解世界的真相，我們都需要真正的知識——對理型世界的了解，譬如是要了解至善的理型。而對理型有一知識，必須通過辯證法，而辯證法本身，不就是哲學嗎？
柏拉圖的教育思想以人的能力為教學之判準表現在他的教育的方法上。柏氏在考慮如何達到某種德性時，純以能力為考慮的條件，而不理會受教者的意願，故此，明顯的引入「最有效率」這概念。例如，培育人勇敢所採用的最有效率的方法，可能就是禁止靡靡之音，又或者帶他們上戰場。這種如同訓練動物的教育方法，無疑是對人的自主性的一種壓制。所以，現代香港教育在提倡資源增值的同時，亦要考慮這個問題，因為，最能增值資源的方法，所要求的必然是最有效率。
正如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欣賞一個思想，也必須從好與壞兩方面加以考慮，而且，柏氏教育思想的另外一些面向，有不少地方值得我們學習。例如，柏氏對於遊戲在早年的教育中的重視，正如在《理想國》中，柏氏認為早年教授數學與幾何知識不應該是強迫的方法，而多採用遊戲。因為，遊戲的其中一種特性，就是兒童從中自發地表現出對於他們來說的什麼是內在的快樂，而我們亦因此知道兒童的性向。而且，則從遊戲中，培養他們學習的興趣。
而對於道德教育所面對多元價值的困境，從柏氏的辯證對中得到更大的啟示。柏氏認為教授與受教之間的關係必須更加緊密，真正的學習不能只從書本中或是規條。因為柏氏認為，書本不能與讀者互動，無論在表達出它真正要表達的地方，或是改正把它錯誤理解的讀者。故此，真正的學習應該是透過不斷的互相討論，或者柏氏所謂「辯證法」中，才能達到教育的真正目的。例如在Meno中，蘇格拉底教Meno的一個年青奴隸幾何知識的一段，他未曾向年青的奴隸道出這個幾何的定理，而是透過互相討論而得出結果。同理，道德教育雖然面對多元價值的困境，但是透過老師與學生之間的互相溝通﹑辯論來傳遞價值觀念，從這種價值的自我發掘中，我們可以一方面保留學生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可以引導學生對一些人生觀與價觀的了解與認識。故此，要走出道德教育的困境的其中一條路，就是提倡哲學的教育。
當然，道德教育的問題還有很多並未解決，例如知行合一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想像一種「純」道德教育，不涉及智育﹑群育﹑美育和情感教育。雖然在知識和藝術創作中，我們時常要求外於道德判斷，可是在道德的追求上，我們顯然無法斷絕於知識﹑美感與情感。那即是說，解決道德教育中知的部份，仍有它的重要性。
200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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